中山大學工學院師生在澄江合影。（資料圖片）

中山大學原校名為廣東大學，1926年正式更名為中山大學，與同時創辦的黃埔軍校并稱“一文一武”。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1938年10月在廣州告急的時候，為避開日寇的戰火，中山大學奉命遷移，先于1938年10月初遷廣東西南部的羅定，經過一個月短暫停留后，又改遷廣西龍州，輾轉流離。前往龍州途中，中山大學校長鄒魯在征求遷移意見時，中山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吳信達（祖籍云南澄江縣人）建議把學校遷至云南澄江縣，并陳述了西遷澄江的理由。校方討論后認為可行，便開啟了中山大學西遷澄江之旅。

古剎弦歌

中山大學西遷澄江，歷經粵、湘、桂、黔、滇五省，輾轉千里。主要線路有兩條：一條是陸路，乘火車經粵漢鐵路到湖南衡陽，再由衡陽轉湘桂鐵路經廣西、桂林、柳州、都勻到貴陽，由貴陽乘汽車到昆明，又乘火車到呈貢，再從呈貢騎馬、步行到澄江；一條是水路，乘船從廣州出發，經汕頭到澳門、香港，出國到達越南海防，然后從海防轉乘火車經滇越鐵路到河內，再到中國河口，經開遠到昆明，再騎馬、步行到澄江。

1939年2月下旬，中山大學各路師生2000余人歷時4個月跋山涉水，分15批輾轉到達澄江。初春的滇中高原，茶花與戰火同開，這座邊陲省城，見證了中國教育史上最壯麗的遷徙。

中山大學遷至澄江后，即在澄江設置文學院、醫學院、農學院、工學院、理學院、法學院、師范學院、研究院共8個學院30余個系。各學院經過短暫的準備之后，于當年3月1日正式開學上課。

各學院院址分散，主要利用廟宇等建筑，同時租用部分民房。他們因陋就簡，師生還自己動手建蓋了一些簡陋的草房。其中，校本部設在縣城普福寺內，附屬醫院設在土主廟；文學院在城內的文廟、鳳麓小學、玉光樓、城外的觀音閣、斗母閣與翠竹庵等處；師范學院和研究院在城內的玉皇閣、老建設局、極樂寺及北門外的五靈廟……

中山大學在澄江開學后兩個月，1939年5月，根據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頒發的專科以上等級行政組織規程，暨大學各學院所屬學系訂正名稱的規定，學校行政體制進行了一些調整。學校設立教務處、訓導處、總務處，設教務長、訓導長、總務長各1人以及研究院院長1人，均由國民黨政府教育部直接委派。1939年夏，中山大學開始設先修班，招收初中畢業生，共辦了6屆，歷年結業升入各大學者近千人。

中山大學師生利用澄江廟宇復課，頓時，古剎內外，書聲瑯瑯。這些散落在20余處廟宇的課堂，恰似漫天星斗墜落凡塵，在戰火紛飛中守護著文明的微光。

紅旗漫卷

中山大學搬遷澄江后，于1939年6月經中共云南省工委同意成立中共中山大學臨時支部，推選李文浩為支部書記，勞家順為組織委員，吳克清為宣傳委員，周亨達擔任臨時支部聯絡員。支部成立后，首先開展群眾工作，支部以原抗日先鋒隊的積極分子為骨干，成立了進步群眾組織“青年生活社”。通過“青年生活社”組織討論學術、政治與時事等問題，如“大學生戰時生活與工作”“關于治學方法”“孫中山總理的思想與革命事業”“抗戰中的農村工作”“蘇德協定與國際形勢”“湘桂會戰與國內形勢問題”等。通過學習討論，使部分學生消除了一些消沉模糊的思想，明確應該做一個“讀書不忘抗戰，抗戰不忘讀書”的大學生，以實際行動為抗戰與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同時使廣大同學對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主張和持久抗戰的戰略方針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堅定了抗戰必勝的決心與信心。

7月，學校放假，由“青年生活社”發起組織青年夏令營活動，爭取校方支持，在撫仙湖畔舉行，各學院近百名學生參加。夏令營邀請進步教授作時事和學術報告，舉行游泳、爬山等文娛體育活動，晚上舉行篝火晚會，以豐富的內容和形式吸引眾多學生參加。

“青年生活社”還成立了歌詠隊和戲劇組，經常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1939年冬，“青年生活社”為向前方抗日將士募捐寒衣，舉行盛大音樂戲劇籌款大會。會上，馬思聰教授表演小提琴獨奏，歌詠隊演唱《紅旗飄飄》《歌八百壯士》等抗戰歌曲，戲劇組演出《日出》《原野》等進步戲劇。觀看演出和捐款的師生及當地民眾達數千人之多，激昂嘹亮的抗日救亡歌聲響徹古老的澄江大地，廣大師生和民眾群情振奮，呈現出萬眾一心、同仇敵愾的抗戰浪潮與愛國熱情。在此期間，“青年生活社”創辦了《青年生活旬刊》和《民眾壁報》，積極宣傳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戰的方針政策，揭露和抨擊國民黨反動派的投降、分裂、倒退陰謀。“青年生活社”的隊伍經過黨組織的考察和培養，先后有10多人加入黨的組織，擴大了黨的力量和影響。“青年生活社”還在各學院設立分社，成為中山大學進步群眾組織的中堅力量和黨團結教育廣大同志的重要陣地。

推動發展

中山大學在澄江近兩年，給澄江的社會面貌、人們的思想觀念以深刻影響，對澄江的文化、教育、體育、衛生、經濟、交通等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澄江距省會昆明雖僅60余公里，但在中山大學遷來之前，縣境內沒有一條通車的公路，交通閉塞，運輸全靠人挑馬馱。中山大學遷至澄江后，促使政府當局重視此事，積極協調，并資助部分經費，中山大學工學院主動承擔起線路測量任務，終于使公路得以開工。經全縣民工奮力修筑，僅用4個月公路就建成通車，全縣人民盼望已久的大事變成了現實。

中山大學師生、員工及家屬數千人抵達澄江，消費人口猛增，消費需求量增大，帶動了商業的發展和市場的繁榮。交通運輸、金融、郵電、飲食、日用百貨、文化體育用品、蔬菜、水果、屠宰等行業，生意興隆，新的商店、飯店、書店應運而生。

中山大學在澄江除了完成教學、科研任務外，各學院都在所在地義務辦起了“平民夜校”，作為向民眾宣傳抗日和掃除文盲的場所。此外，各學院還結合學科特點開展社會服務活動。如法學院設立了民眾法律顧問處，開展法律咨詢和訴訟活動；師范學院在西門極樂寺興辦了一所實驗小學；農學院在魯溪營搞水稻、小麥良種試驗，還設有栽桑養蠶試驗基地，向農民傳授推廣農業科學技術；醫學院附屬醫院也對外開放，為群眾診療，普及衛生防疫知識，使用盤尼西林（青霉素），施行截肢輸血、腫瘤切除、剖腹助產等，用當時最為先進的治療手段救死扶傷。這些活動，深受澄江人民歡迎。

中山大學的體育運動也非常活躍，足球、籃球、排球都有很高的水平。中山大學豐富多彩、朝氣蓬勃的體育活動，對于澄江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由于“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影響，當時澄江婦女的社會地位低下，備受歧視。中山大學遷至澄江后，男女生同班上課，同臺唱歌演戲，一起打球、游泳，男女之間平等。這些現象有力沖擊了封建思想和世俗偏見。在中山大學的影響下，澄江逐漸“開化”起來。

1940年10月，中山大學奉命遷回粵北坪石。中山大學雖然遷離了澄江，但人民和歷史不會忘記，其對推動澄江發展進步的作用是無法估量的，這一段光輝的歷史將永遠載入史冊。

（中共玉溪市委黨史研究室供稿  李福生執筆）